1    拜登經濟學

1.1 人生經歷：命途多舛的老牌建制派政治家

拜登是親民的“老好人”政客。輪番遭遇家庭挫折，使拜登更富有同情心、更善于與藍領階層和底層白人打交道；多年從政經驗，使拜登對政治運作規則游刃有余；在奧巴馬精英式、批評式領導風格下，拜登以善于傾聽和中和氣氛、處事圓滑的特點成為調節白宮與議會關系的橋梁。

命途多舛，遭遇多次家庭意外和打擊。喬·拜登1942年11月20日生于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徒家庭中。1966年，拜登與內利亞·亨特結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1972年,在拜登勝出參議員競選后，拜登的妻子和女兒在車禍中身亡，兩個兒子重傷。拜登一度有意放棄政途，但最終還是決定赴任。1977年，拜登與吉爾·特蕾西·雅各布斯結婚，婚后育有一女。1998年，拜登體內出現了2個足以致命的動脈瘤，但最終手術成功并痊愈。2015年，拜登長子博·拜登因腦癌離世，拜登也因此放棄了2016年競選總統的計劃。

30歲上任參議員，從政超過40年。1972年拜登打敗了德高望重的老牌議員伯格斯贏得特拉華州參議員競選，并以高支持率連續贏得六次連任，是特拉華州有史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聯邦參議員。拜登在36年的聯邦參議員生涯中，曾任職司法委員會主席和外交委員會主席。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拜登當選副總統，并成功連任。2017年1月，拜登在卸任副總統前夕獲總統奧巴馬頒授國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勛章。

總統競選兩度折戟，終于圓夢。拜登曾在1988年和2008年兩次參與總統選舉民主黨黨內初選，但均因支持率落后而中途退出。2019年拜登第三次競選總統，2020年8月成功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2021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任下一任總統。

1.2 處世之道：服務于政治的實用主義

拜登的人生經歷讓他兼具多重身份，背后代表多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在美國社會撕裂、民粹主義思潮等社會問題愈發嚴重的背景下，拜登立場選擇搖擺多變。當需要爭取另一批選民的認同時他有足夠的理由改變對于關鍵議題的態度，因而其政治立場也長期奉行服務于選舉的實用主義。

宗教信仰與政治陣營發生沖突時，為選舉而改變立場。天主教教徒身份為拜登獲取了一大批天主教支持者，也令他的政治決策一直受教義的影響。天主教認為墮胎是一種罪過，而民主黨奉行新政自由主義、包容多元文化、支持婦女合法墮胎的權利。拜登作為天主教教徒多年來一直公開支持海德修正案（禁止為墮胎提供聯邦資金）和限制女性墮胎權；但在總統選舉中卻改變了立場，在2019年5月的競選活動中表示如有必要會支持將墮胎權納入聯邦法律。

為獲得選民認同，其關于戰爭的態度頻繁切換。拜登在擔任參議員時曾投票支持參議院授權美國出兵伊拉克，但在本次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多次承諾要結束美國“無盡的戰爭”。拜登反對政權更迭，但又支持為反對派運動提供非軍事支持。他反對海灣戰爭、反對美國直接干預利比亞、支持以巴沖突的兩國方案，卻又支持將北約聯盟擴大到東歐并干預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

為獲得共和黨人支持，提議設定企業稅下限。2020年拜登美國大選時，抨擊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宣揚“將企業稅率從21%提高到28%”。但為換取共和黨人支持基建支出，6月卻又提議設定15%最低企業稅率，與競選綱領相悖。

1.3 執政思想：中庸之道的平衡與包容

拜登的政府是一個兼顧更多群體利益的“更大的政府”。更多群體利益必然存在著對立與矛盾，而拜登奉行的是尋求平衡與包容的中庸之道。英國《經濟學人》一篇題為《拜登經濟學》的社論將拜登經濟學解釋為：一個試圖解決貧富差距、完善基礎設施、并修補美國社會四年以來的裂痕等問題的“更大的政府”。

第一，拜登強調給予中產階級更多的福利，但也避免過激地削減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拜登試圖通過短期救濟、對中產和底層減稅、基建增加就業崗位和施行“平價醫療法案”等一攬子政策維護中產階級利益。但短期救濟、大基建、多福利均需要大規模財政支出，而財政收入擴大途經卻有限，拜登對富人征稅程度難以滿足財政收支缺口，這勢必要求拜登進一步權衡與平衡。

第二，拜登一方面圍繞氣候變化主題實施綠色經濟戰略，無形中抬高制造業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又計劃讓供應鏈回遷。拜登在競選時提出確保美國實現100％清潔能源經濟、2050年之前達到“凈零排放”；4年內投入2萬億美元的氣候行動計劃。環保對于制造業企業而言無疑意味著更大的投入成本，拜登既想要通過拓展綠色經濟產業創造更多崗位，又希望制造業企業回流，兩者本身的潛在沖突也需要拜登政府進行平衡。

2    拜登上臺后的內政與外交

2.1 內政：經濟救濟、貧富差距、基建競爭

拜登上臺后，短期內以抗疫和經濟救濟手段提振美國經濟。3月15日國會通過了拜登提出的1.9萬億“美國紓困法案”，法案包括：延長失業補助計劃至9月、并將額度提升到400美元/周，一次性的1400美元/人補助，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援助計劃等。該法案計劃正在有序進行，截止5月5日拜登發言時，已經有超過1.63億份1400美金救濟金發放，價值超過3250億美金。

拜登更加重視降低美國貧富差距問題。在他競選時提到對富人征稅、減輕工薪階層稅負。4月28日，拜登公布了一項1.8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其中提出了為低收入人群提供約8000億美元的減稅額，以及提高富人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用來支持財政資金。具體來看，拜登計劃將富人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提高至39.6%；同時針對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資本利得稅，稅率從20%上升到39.6%，疊加投資收入附加稅，稅率將高達43.4%，基本翻倍。同時，拜登也表示不會增加年收入低于40萬美元個人或家庭的稅負。

拜登還公布了一系列基建計劃，意在增強美國全球競爭力。4月1日，拜登再次提出1.25萬億“美國就業計劃”（The American Jobs Plan）；另外，4月28日的美國家庭計劃中也包含了1萬億美元基建計劃。將投向包括運輸系統基建、生活房屋質量改善、殘疾人及老人生活質量改善、研究發展高新制造業項目、高質量的幼托服務、免費幼兒園、免費社區大學、擴大醫保范圍等項目。

2.2 外政：重塑盟友關系，回歸全球治理

拜登在競選時便提出：“提升外交、恢復和重構盟友關系”，應對“外部威脅和挑戰”；上任后，試圖通過國際關系、規則制定等手段重塑盟友關系、回歸全球治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歐盟外交頻繁，先后訪問布魯塞爾、會晤北約外長及歐盟官員；參加G7外長會議、訪問烏克蘭；訪問以色利斡旋巴以關系等。

2021年6月召開的G7峰會釋放出美國再次回歸全球治理的意圖。一是美國意在通過推動全球稅務制度改革重新擔起規則制定者的身份。G7峰會在美國的牽頭下達成了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協議，發達經濟體、企業稅率高企的經濟體均為受益者，但某些稅率本身較低且對外資吸引力較小的經濟體將受到沖擊。二是美國意在向一些發展中國家示好，拉攏盟友，重返世界主導者地位。在G7峰會中，美國再次以主導者的身份呼吁G7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基建可替代性。

2.3 對華策略：鴿轉鷹、競爭與合作共存

中美建交以來，拜登四次訪華、歷經四任中國領導人、見證40年來中美關系的變化。過去多年，拜登始終是溫和的鴿派，認為中美不是敵人、應通過對話而非對抗解決問題。

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拜登作為美國參議員代表團成員第一次訪華，見證美中關系新時代的開始。

2）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嚴重損害中美關系，隨后拜登作為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第二次訪華，反對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認為“中國雖然不是美國的盟友，但卻可以成為美國的朋友”。

3）2011年時任副總統的拜登第三次訪華，在四川大學的演講中稱“我想明確的是，無論是30多年前還是現在，我都堅信，中國的崛起，不僅對中國人民意義重大，同時也符合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并在回國后發表《中國的崛起并不是美國的覆滅》、否定中國威脅論。

4）2013年在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一周后，時任副總統的拜登第四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拜登仍達成一致意見，認為中美雙方要加強對話、交流、合作，努力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

但在2020年總統競選時，拜登團隊便聲稱當選后對華“更加強硬”，包括“聯合盟友，制衡中國”。拜登作為長期以來對華溫和派的代表，在總統競選時屢屢遭受詰問，其對華態度也逐漸轉為強硬。拜登曾對媒體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取決于我們如何處理（中美）關系，將決定中美之間是競爭對手，還是進入涉及軍事層面的更嚴重競爭。”拜登在民主黨總統初選辯論中表示不允許中國公司在美建設能源、金融服務、通訊等關鍵基礎設施。拜登也曾在競選中表示中國應該對不公平的貿易政策負責，并于2020年12月在CNN和紐約時報訪談中表示不會撤銷目前在貿易戰中美方對中方出口產品加征關稅政策，將與盟友共同制衡中國。

6月3日，拜登簽署行政令，以“應對中國軍工企業威脅”為由，將華為公司、中芯國際、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等59家中企列入投資“黑名單”，禁止美國人、美國企業與名單所列公司進行投資交易。

6月13日，G7峰會對中國強硬態度，發布公報，批判新疆、中國香港、領海（南海及東海）、臺灣等內政問題；允許調查新冠病毒起源。

3    拜登執政對美國、中國和世界的影響

3.1  美國經濟加快恢復

當前美國經濟整體持續恢復：疫情控制和疫苗接種情況較好，供需兩端持續恢復、需求端快于供給端，需求端沿著房地產、商品消費、設備投資、服務消費順序依次恢復，就業需求旺盛、但勞動力供給仍然不足，物價創歷史新高。

截至6月16日，美國日新增確診快速降至1.4萬例；疫苗接種率達48.8%，完全接種率為44.1%，全球領先；多數州、城市相繼放開營業場所的客容量限制，服務業逐漸修復。

需求端加快恢復，在美國強刺激政策下，居民和企業的經濟活動持續改善。美國制造業PMI新訂單指數自2020年7月以來持續處于60%以上的高景氣區間。個人消費支出和私人投資總額均已超過疫情前水平，一季度美國私人消費對經濟拉動率為7.0%。具體來看，商品消費已超過疫情前水平，服務消費處于持續修復階段；私人投資中，住宅和設備投資恢復領先整體投資。

供給端，美國產能利用率、工業產出指數已恢復接近至疫情前水平。2021年5月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75.2%，2019年同期77.6%。美國制造業PMI產出指數自2020年7月以來基本處于60%以上高景氣區間。

就業方面，需求旺盛但勞動力供給仍然不足。5月份新增非農就業55.9萬人、失業率降至5.8%。4月份就業缺口繼續擴大，約為900萬，主因就業意愿不強。但當前，申領就業金的人數和失業率均有所下降，工作崗位缺口有望在救濟金政策逐步退出后改善。

CPI創歷史新高，主要受消費場景放開、服務業修復影響。5月CPI數據反映，租車服務、二手車、機票以及搬運儲存和運輸費用均實現了連續兩個月的上升。其中汽車和卡車租用費用三個月連續上升，5月、4月和3月環比CPI分別為12.1%，16.2%和11.7%。二手車5月CPI環比7.3%，4月環比10%。機票5月CPI環比7%，4月環比10.2%。明顯看出隨著疫情的逐步向好，外出活動相關服務與商品在不斷恢復。同時受到勞動力短缺的影響，搬運等人力密集型產業CPI上漲幅度也逐漸顯現。搬運儲存和運輸費用環比上升5.5%，較上月上升3.4個百分點。

 3.2  對世界：美國回歸全球治理，世界局勢搖擺于穩定和對抗

拜登政府計劃重返全球化、修復盟友關系、重返亞太，以期恢復美國領導地位，世界局勢或更穩定。拜登的對外政策將更加溫和，預計在貿易規則、氣候協定等方面的國際合作可能更注重“團結”與“政治正確”。拜登曾表示上任后第一項外交方面的工作就是盡快修復與各盟友之間的關系，恢復美國在國際間的領導作用，任期首日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和世衛組織；并通過重新主導WTO改革，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世衛組織、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談判等，重塑美國領導地位和國際規則體系。

3.3  對中國：拜登上臺后將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拜登上臺后以修復美國經濟為首要任務，內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復盟友關系優先于對華施壓，預計短期維持對華政策不變。

貿易領域，拜登近期表示不會立即取消對中國提高的關稅。未來美國可能轉向非關稅手段打擊中國貿易不正當行為，以及通過制定國際規則制衡中國。具體來看，1）拜登支持自由貿易、回歸多邊主義、反對關稅。拜登曾表示，“中美問題不在于貿易逆差”。可以推斷，未來中美經貿更多是“全球貿易規則與競爭力”的比拼而非“關稅戰”。2）考慮到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受損的農民、商會等利益集團，短期中美經貿摩擦預計將有所緩和。3）拜登更關注補貼、傾銷、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問題，以及建立盟友統一戰線，未來或轉向非關稅貿易措施。

但中美博弈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美國對華遏制態度不會改變。

美國兩黨已達成對華強硬的共識，拜登必然會維護美國利益，在避免冷戰、脫鉤的基礎上通過聯合盟友、制定國際規則制衡中國。中美關系經歷合作共贏（1979-2000）、競爭合作（2000-2008）和戰略遏制（2008-今）的三個階段，至今美國兩黨已達成對華強硬共識。最新民主黨綱領強調，“民主黨將與盟國一道，發動世界上超過一半的經濟體制衡中國，并盡可能從最強有力的位置進行談判。”“民主黨人對中國的態度將以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盟國的利益為指導，并利用美國社會開放、經濟活力以及同盟力量來塑造反映我們價值觀的國際準則。”

外交方面，拜登多次表示將聯合盟國制衡中國，歐洲會是他們的首選。預計中美在科技領域面臨激烈交鋒，截至目前，美國、英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國均已采取限用華為5G技術措施。科技方面，美國已意識到中國高技術發展對美國的沖擊，拜登政府或將聯合其他國家制定行業標準，打壓中國高科技，但會避免中美科技脫鉤。人文交流方面，預計拜登政府將改變當前中美人才交流趨于停滯的形勢，恢復人文交流，放開移民限制，恢復當前中美在文化教育、公共衛生等非敏感領域的人才交流項目，但在科技等敏感領域可能繼續限制或監督。

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初期，我們鮮明地提出三大判斷，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