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羅振宇

來源 | 得到 （ID：dedao-getit）

推薦人 | Spenser

2020年12月31日20:30，武漢光谷國際網球中心，羅振宇“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如約而至。

羅胖曾發下大愿望：跨年演講要連辦二十年。今年是第六場，也是倒數第十五場。今年的演講主題是——“長大以后”。

以下是跨年演講精華版全文，與你分享。

第一部分：開場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誰都沒說。因為我一定要把它帶到2020年12月31號的這個晚上，在這里，講給武漢人聽。

你看，這里有一堆糖果，但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過去的很多年里，這堆糖果曾經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覽館里。它是一個藝術作品。創造這個作品的人，叫岡薩雷斯。

糖果的重量不多不少，正好是79.4公斤。這是他的愛人生前的體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時刻，藝術家岡薩雷斯，選擇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紀念他的愛人。

糖果的周圍，沒有護欄。來參觀的人，可以隨意拿走一些做紀念，吃了也行，帶走也行。

但是，每一天的展覽結束，岡薩雷斯都會給這堆糖果重新稱重，然后補齊被拿走的部分。就這樣日復一日，從不間斷。這堆糖果的重量，始終是79.4公斤。

生命是那么甜蜜，就像糖果。但生命終會流逝，就像糖果總會被人拿走。

但最重要的是不管發生什么，愛他的人，總會讓他一次次重生。

這個故事像極了過去一年間武漢人所經歷的那些美好、流逝和重生，也見證了愛的力量。在這里，向你們，向1500萬武漢人致敬。

經過了這一年，我有一個最大的感慨，三個字：不容易。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能聚在這兒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你們并不知道一個秘密：在此之前，我們為跨年演講準備了一個后手，一個B計劃。

在整個2020年的上半年，我的朋友們都在替我操心，如果到年底，大型場館活動仍然不能開放，你的跨年演講還辦不辦？怎么辦？是不是一個人拿一手機直播就算了？

我從一開始就告訴他們：辦，肯定得辦，而且肯定還是在體育館里辦。哪怕我一個人面對空無一人的體育館講完全場，也要辦。因為今年我們太需要一點確定性了。

我們同事說，為了避免我一個人站在場里太孤獨、太悲壯，可以在現場每個座位上擺一棵金橘樹。

連這些樹的名字都起好了，去年我們不是說了一個詞，叫“躬身入局”嗎？這些金橘樹，就叫“躬身入局橘”。

還好，今天還是有些人能來到這里，不是金橘樹。歡迎你們。

2020年，有多少個時刻，我們不得不去設想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做各種各樣的思想準備。我們終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壓力測試，什么叫留后手，什么叫底線思維。

我們想不到，我們買一只口罩都曾經那么難。

華為想不到，有人會把事情做得那么絕，買一顆芯片都那么難。留學海外的孩子想不到，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難。

家長想不到，今年的整整一個學期，孩子去學校上個學居然會那么難。

中國的電影院想不到，開個門會那么難。他們更想不到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居然還成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場。

日本人想不到，這個夏天會那么難。2020年東京奧運會居然要推遲到2021年，而且可能還叫2020東京奧運會。這是奧運史上的第一次，多么魔幻的一次。

美國人巴菲特想不到，炒個股會那么難，活了89年，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斷。

過去這一年，這張見證歷史的清單，我們還可以列很長。

世界從此不一樣了。今年，我們無數次凝視深淵，也無數次被深淵凝視。

我下面這段話，不帶任何情緒，但是今天開場，必須把它擺到桌面上。這是2020年中國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實——

這40多年來，他們說全球化好，那我們就改革開放，一步步擁抱全球化。然后，他們說要脫鉤。

他們說要產業升級，我們以世界工廠的姿態承接了那些轉出的產能。然后，他們說我們搶了他們的工作。

他們說中國人不創新，老跟在他們后面學，我們努力了很久，真創新了。然后，他們說我們有威脅，不賣芯片給我們。

這就好比，他們三缺一，叫我去陪他們打麻將，我認認真真打，也就剛和了兩把，他們說他們三個人就要改玩斗地主，又不讓我上桌了。

這到底是為什么？

原因其實就四個字，我們拿來作為今年演講的主題：

長大以后。

中國現在有多大？

我們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全世界53%的鋼鐵，57%的水泥，71%的彩電，76%的光伏板，78%的空調，86%的微波爐，88%的手機，90%的電腦。

這么大的體量，確實很難讓別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來看我們。

長大以后意味著什么？每個人其實都有體驗。

今天我在光谷，在武漢，說一個我自己的經歷吧。

整整30年前，1990年，父母送我來武漢上大學。就在距離我們演講現場5公里外的華中科技大學，當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就住在學校的招待所。

我爸告訴我：“明天你就要正式報到了，你就是大學生了。打明兒起，社會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

今天，你說錯了一句話，我們可以出面，說一句孩子還小，不懂事。明天，你成了大學生了，你說錯了話，那你就是說錯了，你要自己想辦法去負責。”

當時我同時有兩種感覺，一種是說不清什么理由的豪邁；另一種是很明顯的恐慌。我還是那個我，但是別人對我的期待，對我的態度，一夜之間就完全不同了——原因只是因為長大。

過去我們常說，規模是一切問題的解藥。很多問題把規模做大，自然就解決了。

但是，很多時候，規模也是問題的根源。

長大了，很多問題都是新的，我們要獨自面對。2020年彌漫著一種情緒，就是覺得世界變了，此前的經驗沒用了。

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蒂說的：“舊的答案分崩離析，新的答案還沒有著落。”

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這樣的感受，就好像腳下一路走過來的跳板猛然被抽走，面前卻是波濤萬頃的洶涌大海。

我倒是覺得，答案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即使有了這樣的2020年，不確定性在增加，但世界的確定性也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上海有一個投資人叫王益和。我輾轉聽到了他的故事。

他籌到了一筆錢，想搞扶貧。方式很簡單，不是直接給農民錢，而是買了20萬棵金絲楠木的樹苗，免費送給四川深山里的農民，讓他們種在房前屋后、山上路邊。

金絲楠木是極其珍貴的木材，但是長得特別慢，需要幾十年后才能成材。所以，過去只有人砍，沒有人種，所以野生的金絲楠木現在非常罕見。

王益和把樹苗免費送給村民，就一個條件，種下去后，短期內不許賣。村民在房前屋后種上這么100棵，幾十年后，怎么也值幾十萬。

這就是村民的綠色銀行了。更有意思的是，這幾十年的時間，你該干嘛干嘛，不用為這些樹操心。

聽到這個故事，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的。這個世界上居然就有這種事，只要你肯等，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那個長期確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

好了，我知道剛才講的金絲楠木已經在你的心里種下了一個問題：咱得琢磨琢磨，是什么類型的事具有這樣的特點？不用操心，時間越久，價值越大。

想來想去，還真有一個地方也是這樣。學校給我帶來的最大的收益——而且時間越長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是同學。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上學。當時一看周圍，一群灰頭土臉的同學，十幾歲的毛孩子，“誰的青春不迷茫”。

但是，畢業之后，將近30年，大家分頭奮斗。突然有一天就發現，我的同學們都成長為了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大家互相幫忙、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

我的同學，他們的成就是他們的奮斗所得，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們成功帶來的光芒，而且這件事還是確定的。當然我的奮斗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樣的。

這個效應就用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個詞來命名吧，就叫“時間的朋友效應”。

什么是“時間的朋友”？說白了，就是在時光里，我也在長，你也在長，咱們從一開始結下的那一點點緣分也在長。

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需要做兩件事：第一，大家分頭努力，各自向好。這說的不就是同學的關系嗎？

第二，我們彼此認同、守望相助。認同一個東西，就是我們都是同一個共同體中的一份子，這說的不就是母校嗎？只要做到這兩點，“時間的朋友效應“就會出現。

“時間的朋友效應”隨處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們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們經常低估了我們身邊的人，低估了這個時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爾維會議合影，攝于1927年。這張照片里面有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爾、薛定諤、海森堡、狄拉克、洛倫茲等等。

真有這樣的時刻啊，這么多頂級的大腦，居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可以在一起開會，一起研究，一起爭論，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實，開會的時候，他們并不會意識到自己身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怎樣的群體當中。

這才是身處大歷史中的人真實的處境。

你身邊其實充滿了確定性，只不過，現在，你還不知道它的樣子。

還記得三十年前，我在武漢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學校騎自行車去磨山植物園。那是一次雨后，我一個人站在竹林里面，第一次聽到萬物生長，也就是竹子拔節的聲音。

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生命生長，是有聲音的。噼噼啪啪，喧鬧得很，我知道，那是長大的聲音。

第二部分：本土時代

我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場辯論賽。辯論的主題是：中國經濟未來會好嗎？

我的觀點是，中國未來經濟還會持續增長。我的反方--一個假想的懷疑主義者，說這事兒未必，有點看不清。

我堅信中國未來會好，原因很簡單，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不是有那么一句話嗎？悲觀主義是個騙子，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卻不讓我們參與改變。

我心里那個反方，那個懷疑主義者，開始陳述他的理由：說中國規模大、人口多，可現在中國不也在討論老齡化問題，不也在說人口紅利沒有了嗎？

你怎么知道未來中國還是全球供應鏈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國未來會不會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緊張，就請教了戰略專家徐棄郁。徐棄郁老師給我看了一份智庫報告。

這是美國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給美國人看的報告。這家智庫成立于1981年，在國際貿易和投資問題上是公認的最權威的美國智庫之一。

這份報告指出了一個事實，2008-2018年這10年間，中國制造業份額總體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長，但確實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業在向海外轉移。

那印度接住了這部分轉移的產能嗎？沒有。實際上，同期印度制造業增長的份額連1%都不到。

到底是為什么呢？我先講一個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前幾年，派了一個得力干將前往印度建廠。在他們工廠里，有個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

咱們中國廠長趕緊提拔了他。結果出事了，底下人不僅不服管，還經常打罵領導。為什么？

原因咱們中國人可能想不到--種姓制度。這個印度小伙子是低種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種姓，根本指揮不動。

見客戶時，這個小伙子甚至不能進五星級酒店，不能和客戶同桌吃飯，那這工作還怎么開展？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個邊緣部門，但有些印度員工還是意見很大。最終這個小伙子只能黯然離開。

你看，能不能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不是簡單的規模大小、人口多少的問題，還有人的組織方式問題。印度的社會組織方式還沒來得及現代化。

徐棄郁老師說，印度要放棄那些傳統真的非常難，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決心，它要在全球供應鏈中取代中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經濟學家何帆老師，今年在他寫作《變量3》的過程中，我去請教了他。

他說，今年他的觀察重點，確實也集中在中國社會內部的組織方式。

何帆老師說一個國家，其實就跟一座橋一樣。橋修得越大，跑的車、過的人就越多。

但問題是，橋越大，橋的內部結構就越重要，橋內部的結構化、組織化水平就決定了它的承載能力。否則，橋的自重都會把它壓垮。更別提跑什么車，過什么人了。

那中國內部結構到底怎樣？中國人是以什么方式組織起來的？我們來看個例子。

聯想的武漢工廠是湖北出口額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廠。

武漢封城那天，這家工廠也停產了。但是因為電子設備是疫情期間的戰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這家工廠就開始籌備復工復產了。

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招工。最多的時候，一天招工的人數超過了一千人。到了3月31號，這家工廠萬人到崗，開動馬力生產。

回頭看這家工廠的故事，有幾點事實令我感到非常驚訝：

第一，電子工廠招的工人，要能認識英文字母，必須得能看懂機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須認識物料的編號，才能避免上錯料；還要有一定的數學能力，因為交接班必須要做數據盤點。

武漢封城期間，居然能招到這么多高素質的工人。廠長齊岳告訴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招到如此多符合條件的工人，這是中國制造業多年的本錢、多年的積淀啊。

在全中國，曾經干過電子產品組裝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萬人，僅在湖北一省就有幾十萬。這在其他國家根本不可想象。

聯想在海外的工廠都只有千人規模，因為海外的勞動力狀況支撐不起武漢這樣萬人規模的大廠。

第二，在疫情期間啊，招來這么多人，得給工人做核酸檢測。在當時的武漢，這么大規模的核酸檢測是沒問題的。

但聯想在海外的工廠就千難萬難了：找核酸試劑難，找護士難，還得自己協調車和場地，現場遇到問題也不知道怎么解決，發現了發熱的員工更不知道怎么處理……

齊岳廠長跟我感慨，在國外，會感覺一個企業是懸浮于社會的，遇到事只能以個體的方式去解決，缺乏社會支持，寸步難行。

第三，在武漢，社區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區和工廠構成了一個沒有缺環的防疫鏈條。

而聯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廠，這一套就行不通。員工在工廠里戴著口罩，一出工廠門就把口罩摘了，工廠內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現在這家工廠怎么樣了呢？我能告訴你的是，這家一萬多人的工廠，開足馬力生產至今，零感染；4月就實現100%滿產；6月還上了新的生產線。

不止這一家工廠，全武漢都這樣。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單季打平，三季度強勢轉正，前三季度，武漢的GDP在全國的大城市里，排進了全國前10。

武漢正在從“風暴眼”變成“風向標”。

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節點都處在其他節點的層層包裹當中。是一種超強的社會組織能力。

下面，我們就稍微花點時間，一層一層來看這個網絡的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基層的小網絡。中國城市的每個小區都被編織進了一個叫居委會的網絡里。

我給你介紹一位居委會干部，這是武漢市洪山區東湖風景區街道東湖新城社區的陶久娣。

疫情期間，她手里只有12個人，所在的社區卻有12765個居民。

疫情期間，每天早上一睜眼，這些人吃飯、就醫、因為憋在家里搞出來的心理問題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對的問題。

但陶久娣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她有自己的網絡。12個人忙不過來，社區物業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調過來。

有72名志愿者也加入了她的網絡。再不夠呢？還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間，來了42人，都是政府、國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居委會之外還有更大的社會網絡，基層政府、派出所、周邊商業設施等等。 

中國像這樣的居委會有多少個？我查到的最近的數，有109620個。還有和居委會同等功能的村委會，有533073個。

這些居委會和村委會是中國社會最小的組織。疫情期間，全中國每個居委會、村委會都是這樣運作的。

一個居委會，在疫情期間，能承擔起這么大責任，不是因為它有多大的權力，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在中國社會基層隨時能看得到的節點。資源能匯聚到它那兒，也能分配得出去。

今年，我的朋友，《讀庫》的創始人六哥張立憲，把庫房搬到了江蘇省南通市。他經常跟我說，當地政府給他們的服務太好了。

但是請注意，這個“好”，并不是給錢、給地、給資源，而是利用當地的網絡，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可以沒有邊界，但是給資源，那是有邊界的。

2020年6月6號，讀庫新倉庫在南通開業大吉。六哥特別喜歡6這個數字，凡事都得趕個6。

有人開玩笑說，南通開發區的服務這么好，不就是個牌兒嗎？能不能幫個忙，發個話，把讀庫的2號庫改成6號啊？

沒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開發區社會事業局的唐進華局長一下子就嚴肅了：

“我怎么服務都行，但這個園區的產權不是開發區政府，是人家企業的。我得查一下合同，應該是沒有權力干涉人家的標牌管理，可不能胡來。”

六哥當著所有的客人，立即豎大拇指。你看，服務歸服務，邊界歸邊界。這是一個多么具體的例子，這就是當代中國地方政府的樣子。

過去我們總以為，政府是掌握著大量的資源，他們擁有權力，在做資源分配。

但其實，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地方政府更像是網絡中的樞紐節點，他們不是在聚積資源分配的權力，而是在培養網絡連接的能力。

上面說的幾個故事，這些現象說明了什么？

投資家李錄給了我一個啟發，那就是要重新認識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李錄說，中國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實是 “總部式服務”。

“總部式服務”什么意思？你就想，你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想創辦一家企業，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像一個企業的總部那樣，為你提供土地、修橋造路、六通一平，組織勞動力，優化稅收制度，甚至購買你公司生產出的第一批產品。

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長的活兒干好，把業務做大，給當地多解決就業，多貢獻稅收。在中國做企業，沒有一家是從零開始的，咱們都是在享受這個網絡基礎設施。

回到我們開頭提的問題，中國的優勢到底在哪里？過去我們提到中國的優勢，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比如說規模大。

站在中國外部看中國，很容易把中國理解成一個龐大的科層制管理體系，就像一張巨大的樹狀圖。科長被處長管著，處長被局長管著，局長被部長管著。

但生活在中國，我們知道真實的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是一張被組織起來的網絡。這張網絡規模龐大、層次豐富、密密匝匝，既有強度，又有彈性。這是我們這代中國人信心和底氣的由來。

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張對外開放的網絡。我們是全球網絡的樞紐。每年接入到咱們這個樞紐的，是10億噸鐵礦石、5億噸原油、3億噸煤。

而中國2019年向世界輸出價值14500億美元的機電產品、7300億美元的高新技術產品、1200億美元的服裝、540億美元的家具、530多億美元的鋼材。

長大以后，中國擁有的不僅僅是龐大的規模，而且是一個超大規模的網絡。

我們中國人是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鄰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國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樣，希望經濟發展，希望安居樂業。

如果你覺得網絡這個詞還有點過于新潮的話，我們其實還有一句老話，2500年來，我們一直都相信這個四個字：吾道不孤。

第三部分：個人財富

2020年，我有一個感受，其實越來越多的人看好國家的未來，但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對個人的未來感到擔心。

原因有很多了，2020年個人遇到了很具體的挫折，技術變遷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威脅等等。

今年流行一句特別扎心的話，叫“困在系統里”。

假設你是一個送外賣的小哥。表面看，你騎著自己心愛的小摩托，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有一個很有古典美感的稱呼，叫“騎手”。

曾經有這么一個外賣平臺的招聘廣告，說：“假如你不自由，就來送外賣。騎車在春天的風中，很暖和。”

但實際上，外賣小哥都知道，你能接到什么單，到哪取餐，取什么餐，送到哪，怎么走，都是系統告訴你。膽敢超時一分鐘，會面對什么處罰，系統會告訴你。

而且，處罰不只是你一個人來承當，而是整個團隊來承受。你會在何種程度上拖累別人，系統也會告訴你。假如你輕松完成任務，系統會知道，給你的時間，給多了。系統就會自動優化，以后再派單的時候把這個時間扣出來。

2016年，中國外賣小哥三公里送餐平均時限1小時。到2017年，這個時間變成了45分鐘。2018年，38分鐘。這就是系統和你的真實關系。

其實這樣困在數字化系統里的，何止外賣小哥？還記得年初疫情的時候，那些在家辦公的日子嗎？在家線上辦公，意味著更自由了嗎？

不，意味著早上起來，你還沒洗漱利落的時候，一個接一個的消息就開始轟炸了，一直到晚上都不會消停。

其實老板們也不堪其擾，一份文件流轉到你手里了，沒及時批復，被你耽誤了，你的下屬都看得見。每個人，包括老板，所有人不僅困在家里，還被困在系統里。

這個系統叫，數字化。

讓我們再重新打量“數字化”這三個字，過去，數字化代表的是更清晰、更透明、更高效。但是，現在，它已經多了另外一種味道，代表著緊張、壓迫、身不由己。

那么，哪副面孔才是數字化的真實面孔？金融學者香帥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第一，數字化趨勢不可逆，而且被疫情大大提前了，至少加速了6年時間。

第二，數字化的未來，是一個分化的未來。

有的人就是會被困在數字化系統里，甚至會被系統替代掉。而有的人，則會因為數字化系統而變得更強大。

那問題來了，這個分化的分水嶺，是什么？

香帥老師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

數字化對你來說是蜜糖還是毒藥，只取決于你是對人負責，還是對事負責。

這話聽著特別抽象，甚至很難分辨清楚。但是今年，我聽到了一個絕佳的故事。你聽完之后，馬上就能深深地理解這句話。

北京十一聯盟總校的校長李希貴校長，在他上任后，問了圖書管理員一個問題：假設有學生因為太愛看書，把書直接給拿走了，你會怎么辦？

圖書管理員說，這不是違反校紀嗎？性質很惡劣，一定得嚴肅處理。

校長說，你覺得這是在對你的工作負責，但是，你卻因為負責，站到了一個愛看書的孩子的對立面。你不覺得這有點荒謬嗎？

接下來，他提了一個靈魂拷問：身為一名圖書管理員，你到底是對書負責？還是對人負責？

你要是對書負責，那當然，書得要干干凈凈的，不許在上面亂涂亂畫，亂折頁，最好別碰，干脆別看，按照規定、按時歸還。

但在你捍衛書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站到了讀書人的對立面。

更嚴重的是，這樣的一個圖書管理員，你做這些事需要的職業技能，在你上崗以后，最多一個星期，就能完全掌握，然后一輩子就用這一點技能混日子。你不困在系統里，誰困在系統里呢？

好，我們再看十一學校后來是怎么做的。大量的書送到班級，這絕對不只是給書換了位置。你再去琢磨那個圖書管理員，這時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服務的不再是書，而是每一個教室里老師和學生。不同的班，上著不同的課；不同的老師，推薦著不同的書。

為了能配合好每個老師，這個圖書管理員需要不斷地跟所有老師交流，動態調整這些書。

從此以后，他就忙起來了，再也沒有一刻安生日子了。

這個人的職業生涯的天花板從此被掀開了。幾年打磨之后，用圖書管理員這個概念，再也無法描述他。

在學校里，他不只是管書的，他可以成為專業的閱讀指導老師。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憑這門日漸精進的本事，去創個業。比如開個書店，甚至是創辦一個出版機構。

你到底是對事負責，還是對人負責？

我們每一個感覺多多少少被困在系統里的人，都應該拿這句話來問自己。

薄世寧醫生告訴了我一個信息，2020年，一款顱內腫瘤診斷軟件已經在北京天壇醫院上崗。它看片子的能力有多強？準確率超過90%，完勝大多數人類醫生。

在這樣的醫療數字化趨勢下，一個醫生，如果只會看片子，只會對病負責，而不會對病人負責，那數字化對他當然就是一種威脅啊，是迫在眉睫的威脅啊。

同樣是在醫院，護士原本好像沒有醫生那么厲害。但是，今年我有個同事告訴我，他因為出國回來，被隔離了一段時間。在這期間，他和外面一切的交流，是隔著玻璃的。

那天來了個護士，拍了拍窗戶，舉起一張A4紙，上面寫著：“你今天有沒有不舒服？”我的同事搖了搖頭。于是護士又把那張紙反過來，紙上什么也沒寫，只是畫了一張笑臉。她在表明：我關心你，我希望你開心些。

一聽這個故事，你就知道這位護士不會被淘汰，不會被困在數字化系統里。做護士，她會是個好護士；不做護士，不論是做幼教、做銷售，開個店，她都會挺出色的一個人。

換個角度，從系統的角度來看這件事。系統的嘴臉，真的那么猙獰嗎？

其實20多年前，類似的故事早就發生過。陽光下沒有新鮮事。

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23前年輸給了超級計算機深藍。但是，那又如何？他說，機器的勝利一如既往是人類的勝利。

就在第二年，他又殺回來了，而且還發起了一種新的比賽形式，就是把機器變成人的輔助，一個棋手帶著機器，對戰其他的棋手和機器。

就像以前，是人和人賽跑，后來汽車跑得比人快，那又怎樣？人會沮喪嗎? 會說我怎么跑不贏汽車嗎？不會呀，一定是發明了一種人加汽車的比賽，叫賽車。

還記得王朔小說里那個名場面嗎？

“誰敢惹我？”

“我敢惹你。”

“那誰敢惹咱倆？”

你看，遇到這類問題，我們人類一直都是這么做的。叫背靠系統，面對人。系統只是我背后的支撐，面前這個活生生的人，才是目標。

關于系統，我的朋友，數據科學家吳明輝，給我開了一個腦洞，他說：未來數字化能達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你看這張圖。不嚴謹地說，這叫把你在單位的人緣可視化。嚴謹地說，這叫社會網絡數字化。

也就是說，你在你公司用的系統里正常工作，你肯定會和不同的同事交流、互動。只要這些行為發生在系統里，通過圖表呈現出來。

比如一個人，雖然職位不高，他跑動積極，成了一個網絡超級節點，顯示出他很有領導力。老板心里知道，這得提拔啊。

另一個人，對內交流只占40%，對外交流占60%，他對外交流的比重，比他同部門的同事要高好多。那老板心里就有數了，這個人對公司很重要，因為他對外承擔了公司的臉面。

在未來的數字化系統里，一個人的價值，你的友好度、協作度和建設性，是能夠隨時隨地被所有人看見的。

不是有心理學家說過嗎，一個人終其一生的追求，是被看見。好的系統，讓人真的被看見。

長大以后，我們必須學會和系統協同進化。再看一眼康德這句話吧，這是在大分化時代，值得我們反復琢磨的一句話：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第四部分：科技創新

2020年，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想知道答案。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年產17億臺手機，3.4億臺個人電腦。我們可是占了全球半導體需求的一半以上。

但是我們能生產的芯片，不過是全球份額的5%。所以人家當然就有能力說，這個不賣給你，那個不賣給你，卡我們的脖子。

也不單是芯片的事，高精度的數控機床，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那生產怎么繼續？出口怎么維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將來還在不在？

這個事對我們來說到底嚴重不嚴重？我們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嗎？

我四處打聽得來的答案，還是有點讓我意外的。雖然好多人覺得特別擔憂，但是在行內人看來，答案沒有什么爭議，就兩條：第一，挺難的；第二，肯定行。

清華大學的李鐵夫老師告訴我的。他說，芯片問題不是個科學問題，而是個工程學問題。

什么意思？所謂科學問題，就是一個問題提出來，哪條路能通？不知道。甚至，這個問題，從根兒上有沒有解？也不知道。

比如說，中國就有個實驗室，在地下2400米，尋找宇宙里的暗物質。這樣的科學研究，什么時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結果？有了成果有沒有用啊？不知道。這叫科學問題。

而所謂的工程學問題，就是這個問題肯定是可以解決的，技術路線也是清晰的，只是暫時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

比如說，你知道有一個地方叫香格里拉，你知道它確實就在那兒，你也知道有人就去過，只不過你現在既沒錢，也沒地圖，你不知道怎么去，這就是個工程學問題。

高端芯片就是這樣的工程學問題。堆夠了時間和資源，理論上，完全可以解決。

畢竟我不懂芯片，未來的事情，別人說得再斬釘截鐵，我也只好將信將疑。

作為文科生，我們想問題倒是有另外一個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而類似的事又是什么結果。

就像馬克·吐溫說過的：“歷史不會重復，但總在押韻。”

那我就問了，在歷史上，有沒有過這樣的例子？一個強權，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過封鎖，把一個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驅趕出全球化體系，干所謂的“脫鉤”？

你還別說，我就找著這么一位：拿破侖。200年前的一位霸主。

很多人都知道，拿破侖的悲慘的結局。1812年，他率領大軍遠征俄國。結果，他的60多萬大軍，長途跋涉近千公里，葬送在俄羅斯冰天雪地的荒原里。這是拿破侖敗亡的開始。

但拿破侖為什么要打俄羅斯？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國和俄國之間是簽了和平條約的。那為什么還會翻臉？還會有1812年的這場遠征呢？

我聽到過歷史學界的一個說法：當時拿破侖打遍歐洲無敵手，幾乎已經靠武力搞定了整個歐洲大陸。放眼四望，只剩下一個對手，那就是英國。拿破侖是看不起英國人的。

他有一句名言說：“英國無非就是一個小店主的國家。”意思是，英國人除了會做買賣，會搞點全球貿易，啥也不是。隔著英吉利海峽，拿破侖想出來的最狠毒的招數，就是大陸封鎖，和英國脫鉤。

拿破侖先占一個道德制高點，指責英國“不承認全體文明國家所普遍遵守的國際法規則”。

拿破侖的干法，可比今天某些國家還要狠。任何一艘來自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許進入歐洲大陸的任何港口。凡是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只要上了歐洲的岸，當即沒收，當場燒掉。

你看，拿破侖的目標很明顯，要把英國趕出當時整個文明世界的貿易體系，要把英國活活地餓死。

但是結果怎么樣呢？英國還沒有崩潰，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的盟友，倒是先背叛了。

沙皇雖然跟拿破侖簽了盟約，表面上是盟友，但俄羅斯當年窮，就靠向英國出口木材、糧食、皮毛，換回必需的工業品。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需求。斷了和英國的貿易往來，俄國的貴族們都快破產了。

既然明面上不能干，就只好背地里偷著干。結果俄國成了拿破侖大陸封鎖政策的一個巨大的窟窿。大量的英國貨物涌入俄國，再從俄國的西部邊境經過波蘭、奧地利、普魯士，輸入整個歐洲大陸。

拿破侖忍意識到，如果要把大陸封鎖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征服俄羅斯，而不是僅僅跟沙皇簽一紙表面上的協定。后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就都知道了。

你看，這個局面有意思吧，越是咬牙切齒要脫鉤的人，越是以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固若鐵桶的人，其實內部全是窟窿。無所不在的市場經濟規律，還是要尊重一下的。

更有意思的后果是，在拿破侖推行大陸封鎖政策的那些年里，英國的出口非但沒有受損，反而一度還增加了。

我看到的材料說，1805年，大陸封鎖政策頒布的前夕，英國出口商品的價值約5100萬英鎊。到了1810年，拿破侖封鎖正歡的時候，這個數字增長到了約6300萬英鎊。

其實，正是因為世界市場被拿破侖這樣不正常地切斷，英國制造業的優勢反而進一步被放大了。

這是我們文科生知道的歷史。也是距離今天最近的一次，在全球市場上，有人試圖通過自己的政治意志，利用自己的大國地位，把某一個國家從世界的合作體系里排除出去，所發生的事情。 

你聽出來了，我意有所指。今天被“卡脖子”的中國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對應到剛才那個故事，恰恰是當年英國那個角色。

很多人對今天的中國可能還有一個誤解，以為中國身在亞洲大陸，所以還是那個滿腦子黃土地思維的大陸國家。

錯了，今天的中國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統中，不是英國，也不是美國，是中國在高舉全球自由貿易的大旗，在扮演無所不在的藍色海洋角色。

所以，結論很明顯，只要中國保持對外開放，只要中國人沒有脫鉤的意愿，誰也不可能把我們驅趕出去。

我們還要反過來對那些高喊脫鉤的人說一句：拿破侖，了解一下？

話說回來，拿破侖也好，美國人也罷，他們犯不犯這樣的錯誤，那是他們的事。而科技創新，自己不受制于別人，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實實在在的任務。

現在，我們做得到底怎么樣？除了芯片，我們還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補上？

這些問題，我今年是逢人就請教。科技創新，我們做得到底怎么樣？除了芯片，我們還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補上？

你別說，還真有幾個視角，挺有意思，這些視角跟我原來想的不太一樣。正在發生的中國科技創新，也了解一下？

你還記得9月15日，消息傳來，美國針對華為的“芯片禁令”生效，那時我們的感受嗎？我們作為普通吃瓜群眾，我們著急，我們憤怒，我們束手無策。

確實，過去這100多年，絕大部分時候，中國人搞科技就是跟在別人的后面學，就是把別人的成果引進，所以，自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中國是長大以后的中國，成年之后的科技體系有多種多樣的點亮方式。

為了了解科技創新，我委托了幾組同事分頭去采訪了一些重頭項目。比如大家可能都聽說了，華龍一號核電機組，全世界最先進的核電技術，今年11月剛剛并網發電。

但是我們同事采訪回來告訴我，你可別搞錯了，華龍一號可不是一個設備，它是一組技術。研發這么一套東西，需要5300多家公司的合作。

那些技術難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飛仙，而是需要無數的人花時間，動腦筋，一點一點地去解決。

給你舉個例子，汽輪機低壓轉子重量285噸，安裝的精度只有2絲，相當于一根頭發的三分之一。

神秘嗎？不神秘。難嗎？當然很難啊，極難。一次安裝涉及近300道工序，上千項作業條目，近5萬項數據，才裝得上去啊。

中國創新的真實場景，就是這樣，在一間間的工廠，一條條的生產線上，由中國的2億工人，每年畢業的將近300萬理工科大學生，在解決一個個具體的挑戰的過程中，自下而上地實現的。

意識到這一點，我對中國創新的擔心確實就少了一點。為啥？因為它不是一小撥中國人，看著幾座孤零零的、拿不下來的科技碉堡束手無策。而是一個個具體的挑戰，被拆解成龐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資金、資源、人才、時間、耐心、決心，一口一口地吃下來。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這不正是我們中國人擅長的事嗎？

過去我們有個大印象，中國科技在整體水平上可能還行，但是尖端領域欠債太多。

你看芯片就是典型吧，14納米我們可以量產，但是7納米、5納米、3納米，我們現在就做不到啊。這個印象不能說是錯的。請注意，我們的存量欠債確實很多，但是追趕速度特別快。

很多人都知道一個常識，中國被卡脖子的那些技術，往往都是因為材料的問題。比如，制造芯片的高純度硅材料，還有光刻膠材料，等等。

中國材料科學的現狀是什么樣呢？

我請教了孫亞非老師，他說：現在材料學領域的頂尖論文中，要想找到一篇沒有華人作者的文章，很難。

業界有一個估計，中國科學家在材料學前沿領域的貢獻在一半左右。

他列出了未來具有超強影響力的20種新材料。那這里面有多少種材料的前沿研究有中國科學家的參與呢？13種。

這才是真相。下回我們要是看到哪個科技領域我們是落后的，我們不僅要看到差距，還要看到正在追趕的速度。意識到這一點，我的擔心又緩解了一點。

今年我遇到的更有意思的視角，是梁寧老師帶給我的。

她說，2020年，很多事情還沒有定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鐵板釘釘的，那就是關于自主創新的戰略決心。這是這一年我們拿到的最珍貴的果實。

你還記得前些年嗎？在很多領域，要不要搞自主創新，這事是有爭議的。有人說，自己做，不如買，買的便宜。

也有人說，自己做，太難，機會過去了，不太可能。還有人說，加入全球化，跟他們互相依賴，不就行了嗎？

但是到了2020年，這些爭議消失了。自主創新成了共識。請注意，共識這個東西一點也不虛。共識的背后，意味著一張張的訂單，一筆筆的投資，一個個的政策，放在做好準備的人的面前。

這是一張在今年流傳甚廣的卡脖子清單，你翻過來一看，這是什么清單？這不就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清單嗎？

今年我在向紅杉資本的沈南鵬請教的時候，我還有點憂慮，沒想到他特別興奮地跟我說，今后幾年的市場機會都特別好。

我還以為他講的是投資項目。他說不僅是投資，是這一代理工科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機會特別好。

你想，放在前幾年，他們畢業，最好的選擇無非就是去那些大廠。而今年呢，你就看這張表嘛，無數個新的機會窗口打開了。那些卡脖子的點，都需要國產替代。

那就意味著一個個發展神速的創業公司一定會誕生。所以，這一代大學生還猶豫什么呀？根據自己的專業所學，加入呀。 

越了解中國創新的現狀，我們就越知道，中國創新的水位是在不斷抬升的，我們就越沒有那么恐慌。

你就想，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科技雖然有短板，但是并沒有缺環。幾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領域，中國都有國產替代企業，不信你去看看創業板的上市公司名單。

再加上龐大的科研經費投入。再加上全民自下而上的創新熱情。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過去，力量可能還比較分散。而2020年，突然有人告訴它，打這兒，打這兒，把靶心都給畫好了。你說會發生什么？

這是一張在今年流傳甚廣的卡脖子清單，你翻過來一看，這是什么清單？這不就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清單嗎？

這就是長大以后的中國創新的樣子：長大以后，我們能夠把卡脖子清單，轉化為機會清單。

法國作家加繆的一句話，也許可以把我們此刻這種復雜的感受呈現出來，他說，“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第五部分：線下的價值

2020年有一個最大的共識，就是"數字化"。

所有的數字化平臺，今年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那真是我們熟悉的那句歌詞：你問我將要去何方？他們都指著數字化的方向。

今年，無數人跟我說，羅胖，還是你們好，得到APP的業務在線上，不受影響啊。我只能尷尬而不失禮貌地笑一笑，外表十分淡定，內心慌得一塌糊涂。

你們無法理解一個“年近半百的過氣網紅“的感受啊。線上世界的殘酷，只有我們線上世界的人懂。

我們動不動就說，所有行業都值得用新平臺重做一遍。但是重做一遍的方式呢？好像也沒什么新鮮，就是在新平臺上開個號，然后攢粉絲，然后等待遙遙無期的變現。然后等待下一個新平臺再開個號，再攢粉絲。

可憐我老漢一把年紀，真的追不動了。線上的問題，其實我們也都懂。來得快，去得也快，價值成長很快，但是沉淀和固化很難。

更重要的是，一代平臺，除了頭部玩家，大多數人都在吃瓜。

好吧，新時代那么多平臺來來去去，老漢我跑不動了。望著遠去的馬拉松隊伍，我找了個花壇坐下來，突然聽到了這么一句話，來自英國搖滾巨星大衛·鮑伊：“音樂這東西將變得像自來水或電一樣方便可用……你們得做好要辦很多巡演的準備。”

對呀，音樂這個產業，這么多年，被數字化按在地上摩擦。就在過去幾十年，他們為版權，打了多少次官司，那些明星罵了多少次街。

最后呢？就是鮑伊說的呀，線上的音樂真的像自來水和電一樣，既方便，又便宜。那什么在為音樂人掙錢呢？換句話說，什么是真正為音樂產業創造價值的環節呢？反而變成了線下。

過去40年間，演唱會的平均票價上漲了400%以上。今天的那些全球搖滾巨星80%以上的收入來自于演唱會。

這事兒對我啟發挺大的。所以今年我們做了一點反方向的嘗試，我們往線下跑，搞了一個《啟發俱樂部》。

就在北京SKP商場門口的得到學習中心。每周三晚上8點，我在這兒講一場，線下賣票，線上直播。這個現場很小，不到100個觀眾，這規模是怎么也擴大不了的。

那為什么我們還要這么干呢？剛開始，我只有一個樸素的直覺，我在這兒一直講，講十年，也不止是周三我一個人講，我的目標是每天晚上都有老師在這講，把它給填滿。那十幾、二十年后，它應該就是一個不錯的景觀。

你想，北京SKP，什么所在？今年可成了全世界銷售收入最大的商場。我們這幫人要在這個全人類消費文化制高點的門口，偏偏搞出這么一個課堂。一直在這兒講，咱就成了個學習釘子戶，我想想也挺興奮的。

我就喜歡看你，明明想要買包包，卻不得不和我一起終身學習的樣子。

問題又來了，雖然我們剛才說，二十年后它有可能成為一個景觀，但為什么？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之外，是哪些因素，有可能把它造就為一個景觀呢？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我。直到有一天，發生了這么一件事--當天，我聽說有一對觀眾是一起來的，那是一對父子，而且那天是孩子的生日。孩子是個初中生的樣子。

我很開心，就問那個爸爸，您是我們得到APP的重度用戶吧？

結果爸爸回答，其實不是。APP剛裝上。然后我就問那孩子，那你是我們的重度用戶吧？

孩子說，我是跟我爸來的，我也不是。

那個爸爸說，我就是想讓孩子看看，一個人好好讀書，而且能把讀書當成自己的工作，是個什么樣子。那個孩子說，我爸爸特別希望我來，而且我生日這天，我也想和我爸一起聊聊。

當天，我迎來了兩位消費者。1760塊錢的GDP，真實地被創造出來了。但他們消費的，并不是我，甚至都不是我當天講的內容。

我提供的只是一個工具。他們用這個工具來定義、鞏固和強化他們父子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孩子生日這一天。

當天這個場景讓我看到了一些真相。SKP門口的得到學習中心，和里面的《啟發俱樂部》，提供的是一個意義的容器，一個意義的存錢罐。

我往里面存了一點意義，被南來北往的人看到了，他們也跟著往里存自己的意義。

意義越聚越多，這個存錢罐就越顯眼，就能匯集更多人的意義。它就會變得越來越大。我只是這個存錢罐兒的發起者，并不是擁有者。

這個價值擴展的過程，是堅定的、可持續的，甚至，它是可以超越一代人的生命限制的。

法國巴黎的花神咖啡館。文藝青年都知道，這是薩特、波伏娃、加繆那一代人討論問題、寫稿子的地方。

今天很多到巴黎旅游的人，都要去看一看，喝杯咖啡，雖然薩特和波伏娃早就不在了，但是每一位新到訪的游客，都會在這個存錢罐里多存一筆意義，讓這個存錢罐越長越大啊。

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太理解這種效應了。岳麓書院、西湖、泰山，都是這么被造就的線下場景。

就拿武漢的黃鶴樓來說，三國時期，這個意義存錢罐就已經立在這兒，當然剛開始往里存東西的人很少了。

直到唐代，大詩人崔顥，往里面存了一句千古名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然后李白來了，看了這一首，寫得好啊，服了，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他雖然沒寫詩，但同樣往這個意義容器里存了一筆。

李白出去轉一圈，又不服了，接著回來又存了更大一筆：“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這一互動，這個頭一開，可就不得了了。這一千多年，來過黃鶴樓的人，寫詩或者吟詩，這都是在往里面一筆一筆地存儲意義啊。

一直到它成為中國的文化地標，成為著名品牌。

意識到“意義存錢罐”這個效應，可以打消我們心里的很多傲慢。在數字時代，價值創造，不僅是一個人想出一個好主意，然后在數字世界里，拼命地傳播、擴展、增長、破圈的過程。它更需要一個大家都看得見的意義容器。

在真實世界里，制造一個機會，讓走過路過的人能把自己的意義放進來，包括那些喜歡你的、無視你的，甚至是討厭你的人，那個最初的價值才會被固化下來。

如果沒有這個意義容器，價值就會隨風飄散。炒作沒有價值，就是這個原因。

一個畫家，畫了一幅新的作品，邀請那個最有錢、最識貨的收藏家，來看看喜歡不喜歡。如果喜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是不是這事兒就成了？

當然不是。

一幅好的作品，必須交給畫廊，畫廊必須去辦畫展，畫展必須開放給成千上萬買不起這幅畫的圍觀群眾，來參觀，來打卡。在這個過程的最后宣布，某某藏家收藏了這幅畫。

這個過程當中，那些看似沒必要的環節，比如那些買不起的圍觀者，貢獻了什么價值？更進一步地問，那個藏家花一大筆錢，他買下來的究竟是什么？

你會發現，一幅畫的價值鏈條里，贊嘆的人、批評的人、哀嘆自己買不起的人、拍下來發個朋友圈打卡炫耀的人、寫篇文章賺稿費的人，所有這些參與了但是沒有最后買的人，都通過畫展這個"意義存錢罐"，對這幅畫的價值做了貢獻。

而最后那個藏家，是把這一切價值打包買走，可不只是買走了那幅畫本身啊。

一套價值的創造過程，包含了非常復雜的社會參與，不只是線上，更有線下的社會參與。

2020年，挺難的，很多做線下生意的人有點灰心。我就是想給大家打打氣。你看，我也參與到線下來，線下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價值創造環節之一。

不過，話說回來，咱們別停留在這個結論上。畢竟咱們處在一個數字化時代，咱們不能對線上的價值視而不見。到底是做線上還是做線下？

有些人就會陷入到做線上還是做線下的糾結中去。不是有句話說，小孩子才做選擇，長大以后，我們說，我們都要。

這幾年，小紅書APP帶火了兩個詞，一個叫種草，一個叫拔草。

種草，是在數字世界里對某個東西、某個場景產生向往，。不管它是一個餐廳、一個咖啡館，還是一家書店。

而拔草呢，是回到現實生活的真實場景里去親自體驗，去吃飯、去打卡、去買書，然后把自己的體驗在數字世界繼續記錄、標記。

這個過程，不就是從線下到線上，又返回線下的過程嗎？正所謂：拔草復種草，春風吹又生。

還記得電影《哈利·波特》里面的一個場景嗎？

在第九站臺和第十站臺之間，有一個9 ?站臺。它是連接魔法世界和真實世界的通道。在那邊，是巫師的世界；在這邊，是麻瓜的世界。

在現在這個時代，你要想做成一件事，就需要找到一個9 ?站臺，讓你能在數字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反復穿梭。

有人會說，數字世界那么好，你和任何事物之間的距離都是一鍵可達，任何資源的存在都是無始無終，天長地久，為什么一定要穿梭到現實世界呢？

為什么不僅得有線上的靈魂，還得有線下的肉身呢？

數字世界有千般好處，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太豐富了，以至于這種富足感，讓選擇的動力喪失了，意義就被稀釋了。而回到線下，你不得不面對各種各樣的邊界，選擇就回來了。

凡是選擇，必有理由。每一次給出理由，都是在為自己創造意義。同時，也是把你自己的意義放進了那個更大的意義存錢罐中去。

舉個例子，如果你是一個歌星，現在這個時代，你的歌在數字世界里隨處可見，如果只有這個，你紅的時間可能很短。

但如果你有能力到各個城市開演唱會，你的歌迷就開始面對選擇：要不要去？買什么價位的票？跟誰一起去？在這個選擇的過程中，歌迷就給這場演唱會、這個歌星，賦予了他自己的意義。

更好的例子其實是奧運會。剛開始，它只是法國教育家顧拜旦頭腦中的一個觀念。

但每隔四年，它都要下凡，就是來到現實世界真的鬧騰一回。它帶來了一系列的邊界，既有時間的：四年一回；又有空間的：這一屆只在某個城市。

好了，所有人都要選擇了：運動員要選擇，要不要在這一屆沖刺金牌；觀眾要選擇，要不要去看比賽和旅游；城市要選擇，怎么借機建設自己的基礎設施；

主辦國要選擇，怎么推廣自己的文化；各大品牌要選擇，怎么做廣告；最新科技要選擇，怎么利用奧運會來展示自己，等等等等。

你看，人人都在做選擇。一百多年，每四年發生一次的線下聚集，讓當初的一個念頭，滾動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事實。

回到我剛開始的那個疑問，在這個數字化狂飆突進的時代，我們又想上車，又怕被撕得粉碎，那怎么辦呢？

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不得不同時完成兩件事。第一件事，學會利用那些已有的意義容器，收獲自己的價值；第二件事，我們必須考慮，為這個世界創造一些新的、可以留傳后世的意義容器。

長大以后，我們得為世界創造新的意義容器。

簡單地說，做任何事，我都要問自己，你的9 ?站臺在哪里？你的黃鶴樓又在哪里？

第六部分：社會創新

2020年，有一個很新的挑戰，擺在我們所有做事的人面前。過去我們都假設，我們生活在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我們身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做手頭的事，資源不夠，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調用遠方的資源，乃至是全球的資源來解決問題。

但是今年呢？我們突然意識到：居然還有這樣的處境，我們不得不在一個國家內，一個城市內，甚至是一個小區內，就地取材，解決問題。

將來疫情過去了，2020年也是給我們出了一道挺有意思的思考題：我們能不能以資源有限為前提去實現目標？

今年教育專家沈祖蕓老師就在她的《全球教育報告》里講了一個精彩的案例。我激動地跟著沈老師，干脆去了一趟。

這是一所山村小學，坐落在北京懷柔區的深山里，叫九渡河小學，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山村小學。

要知道，現在中國的山村小學，要說硬件，其實并不差。山村小學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沒有好的師資力量。整個學校原本只有23個老師，都是當地的老師。

可想而知，要把一個外地畢業的大學生，把一個名師派到山區去教書，留在那里，有多難。如果名師才是學校資源的話，那九渡河小學這樣的難題就無解。

2020年1月17號，來了個新校長，于海龍校長。他干了一件事，在周邊的幾個山村貼了很多告示，招輔導老師。

告示貼出來，一周時間，80多人報名。你可能會有點奇怪，村里能有什么輔導老師呢？

有，是剪紙的、做豆腐的、做燈籠的、養蜜蜂的、養魚的、養蠶的、榨油的、廚師等等。

就是這樣一些普通的村民，大家有的，也就無非就是平日里農家謀生的本事。你可能有點泄氣，以為于校長能搞什么創新呢，搞了半天好像也就加了幾門興趣課。

學會磨豆腐倒是沒什么不好，但是作為一個家長，送孩子來學校，不是為了讓他長大磨豆腐呀，孩子將來可是要憑本事考學的，學會磨豆腐，文化課咋辦呢？這不解決問題呀。

精彩的來了。于校長要求孩子，不僅要把做豆腐出來，還要賣出去，你看，做豆腐就變成了一個很現實的挑戰。在這個挑戰下，學校里原本的各種文化課程就能被融進來了。

怎么把豆腐做出來？科學課的內容就進來了；怎么把各項成本核算清楚，各項收入記錄明白，算術課的內容基本上就涵蓋進來了；

別忘了，這些豆腐還要賣掉，賣給其他學校的食堂和周邊的餐館。那么就要寫文案，打動人，語文課就涵蓋進來了。

豆腐課的引入，只是引入了一個殼，一個挑戰，而國家課程標準要求的那些知識點，被于校長裝進了這個殼里。孩子能學到的東西，甚至比課程標準要求的還要多。

比如說，國家課程標準要求孩子六年級要學百分數。但是磨豆腐需要計算黃豆和水的比例，所以孩子們提前就學會了。百分數對孩子們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生活經驗。

國家課程標準規定，三四年級科學課要了解重量單位的換算關系，要學會使用儀器測量質量、體積和溫度。這些內容，孩子們一邊做豆腐，一邊就全都掌握了。

類似的課程還有很多：木工課、烘焙課、瓷器課、傳統手工課、養殖課、蔬菜栽培課……

這些課都提供了挑戰，知識的來源，可以是課本，可以是網絡，可以是身邊的輔導老師，這些課提供的只是要解決的那些問題，問題可是學生們自己的。

問題是最好的老師。

帶著真問題，去滿世界尋找解決方案，這是學習本來該有的樣子。沒想到吧？在這個山村小學，它真切地實現了。

在九渡河小學一年級的教室里，我還吃驚地發現了另外一件事，這里居然不教漢語拼音。

班上的老師，他告訴我："學漢語拼音，學寫字，別著急。讓孩子從口頭作文開始，他要表達清楚一件事。

他自然就要尋找把事情記錄下來的工具。好了，他急著找工具了，那時候再教寫字。寫字有困難，再跟孩子說，有一個可以幫助你寫字、認字的工具，叫漢語拼音，你要不要學啊？

孩子自然就會愿意學漢語拼音。從挑戰開始，再遞給孩子解決工具，客觀效果呢，就是至始至終，學習熱情都不會被撲滅。"

其實，這個故事給我最大的刺激不在這里。僅僅是學校在周邊的村子里找到了資源嗎？四周的村子也有收獲。

磨豆腐、做木工、種菜、養雞，這些事對于村民來說，原來只是生計和收入。而現在，九渡河小學的一個邀請，讓他們成了老師。

你可以想象，他們的生命被這個新身份點燃了，這在鄉土社會是何等的榮耀。

我和他們中的一些人聊過，他們跟我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熱愛這門手藝。

你看，不僅是學校有了資源，周邊的村子，周邊的人，也因此被照亮，有了光彩。學校和村子之間的關系，也因此被改善了。

有一句非洲諺語說：養大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子。學習成長這件事，和周邊的環境、和社區是一體的。

九渡河小學，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孩子在社區里長大，整個社區滋養孩子，而孩子給社區帶來希望。這個良性的教育圖景，我們在九渡河和它周邊的土地上看到了。

我在九渡河小學大門口，看到了墻上寫的校訓，其中有兩句：“腳下有根，眼里有光。”

為什么眼里有光？因為孩子是在解決具體的問題，眼里的光是因為他們真的在找答案。根在哪里？根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在附近的人那里。

所以教育專家沈祖蕓說了這么一句話，教育資源其實無處不在。資源就在你身邊。

 假設你是青海一個光伏電站的廠長，因為當地風沙大，經常小石子吹起來，造成光伏板破損率比較高，你作為廠長，你怎么把這個指標控制好？

青海塔拉灘光伏電站，就遇到了這個問題。

那怎么防止風沙呢？解決方案是種草固沙。草一長出來，光伏電板容易磨損報廢的問題就解決了大半。

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因為光伏板得定期清洗，水流到了板子下面的草上，光伏板又遮蔽著陽光，給牧草創造了完美的生長環境，牧草瘋長，甚至遮蔽了光伏電板。

這下怎么辦？人工除草？電廠很大啊，54平方公里，成本太高了。

工作人員的辦法是，既然是草，那就放羊入場吃吧！就這樣，一個高科技的發電站，入場了2000多只羊。效果很好，除草的效率非常高，羊吃得也很開心，胖乎乎的。

問題是：羊群總是專在一個地方吃，眼見土地又有被吃禿的趨勢，于是工作人員規劃出了放羊路線，請牧民來到光伏電廠放羊，羊吃不到的地方就請牧民們手動除草，工資另算。

好了，原本這里只是一個高科技光伏發電，結果因為發生問題，解決問題，解決方案又帶來新的問題，接著解決問題，順便改善了荒漠化，又發展了當地的養殖事業，還給牧民扶了貧，一舉四得。

所以你看，還是前面說的，想要解決問題，別忘了，資源可能就在你身邊。

接下來這個故事來自我們得到大學成都校區5期的一個同學，他叫蔡平。幾年前，他是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一名邊境警察。

他所在的亞熱派出所僅有13個人，卻管著相當于六萬七千多個足球場大小的面積。

邊防警察嘛，要執行公務，制止偷渡、走私、越過邊境線的情況，那么地廣人稀的地方，沒有當地牧民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去團結牧民呢？且不說文化隔閡非常嚴重，雙方就連語言都說不通。

那怎么辦呢？邊防警察的辦法竟然是：種樹！他們一群邊防警察，想盡辦法，在青藏高原上，種活了兩棵樹。

你可能會想，種兩棵樹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你想，那可是在5300米的青藏高原上，全是高山凍土，很多牧民祖祖輩輩都沒有見過一棵樹。

這樹一種，就是四五年，四五年都失敗了。樹經常是夏天活著，冬天就死了。終于在第五年的夏天，他們發現，在眾多試種的樹苗里，有兩棵種在扎東寺的高山柳樹沒有死。

扎東寺是前往阿里神山朝拜的必經之路，老百姓現在只要一進廟里，就會看到這兩顆樹。

對于當地牧民來說，這就是一個奇跡啊。這些邊防警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能在自己生命當中，實現奇跡的人，當然，就有了威信。

樹種活不久，就開始有牧民自愿加入邊防警察的防護隊伍，警民一同破獲了很多起偷越邊境和走私的案件。

你會發現，正如投資家蘇世民所說的那樣：“處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只關注自己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途徑通常在于你如何解決別人的問題。”

你解決了身邊的人的問題，他們就成了你解決自己問題的資源。

帶著這個思路，這幾年我們干了一件還挺讓我們驕傲的事，這個項目就是得到大學。

你想，如果你是一個干事兒的人，平時你都沉浸在解決自己的問題當中，如果你遇到了難題，你自己解決不了，怎么辦？

得到大學的打法就是不要向遠處找答案，而是把這個城市里各行各業的實干家都找到，讓這些實干家聚在一起，彼此貢獻問題，彼此互為解決方案。

得到大學不是一個小部分成功者的俱樂部，它是一個正在干事的人的共同體。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同學的多樣性。

你在自己的班級里，大概率會遇到這樣的同學：公務員、教師、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演員、創業者、設計師、醫生、律師……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他們的平均年齡35歲，都正是干事的時候。

到今天為止，得到大學已經聚集了9300名校友。想加入這個解決問題的網絡，成為這個實干家共同體的一員。得到大學，終身學習者的俱樂部歡迎你們。

上面這三個故事，有一個共同的內核：不遠求。

我們這代人，往往習慣于把目光投向遠方，做一個宏大的計劃，然后用四面八方海量的資源去堆出一個奇跡。但是，2020年，一場疫情來了，逼著我們把注意力收回到我們的身邊。

這一年，我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和家人相處，花了更多的心思嘗試在一個小區里解決問題。我們發現，原來體育館可以變成方艙，原來汽車廠可以生產口罩，原來解決問題的資源就在身邊。

這也許是"長大以后"才會有的視角吧。

大人的責任，就是不論資源多么有限，擺在面前的問題總得去解決。那句話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沒有容易二字。

何帆老師在今年的《變量3》那本書里，有一個特別有趣的提醒，當你真的準備解決問題的時候，你應該把自己想象為“變形金剛”。

沒錯，當挑戰清晰地出現的時候，你會驚喜地發現你自己就是變形金剛，資源就在你的附近，甚至就在你的身上，資源的變形可能無限多。資源的創新空間無窮大。

第七部分

我們這代人有一個特別奇妙的體驗：一個趨勢，當它剛冒頭的時候，特別不起眼。但是，當它真的長大以后，很多人又后悔沒有上車。

還記得十年前勸你買房的人嗎？如果你當初愛答不理，那你現在可就是高攀不起。類似的事情，在我們這代人過去幾十年的生命中，是不是反復在發生？

那我們就來利用2020年這最后一點時間，來看看，我們身邊現在有沒有這種看起來很小，將來會變得很大的新變量。

其中有一個很有意思。可能今年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條新聞，中國向世界宣布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

簡單說，就是到2060年的時候，中國這片國土上，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下降，即使有排放，排出的部分，也會被植樹造林之類的手段消化掉。

乍一看，這件事特別遙遠。這條新聞在很多人眼前可能一飄也就過去了。畢竟，2060年，40年開外啊，誰知道40年之后怎么樣。

但是，為了準備跨年演講，我還是專門找學者打探了一下，這個目標是咋算出來的？靠譜不靠譜？沒成想，這一問，問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

專家說了，這不是算出來的，這是定出來的，這就是一個戰略決心。先定目標，再拆任務，再看怎么干。

在中國，你說是算出來的靠譜？還是定出來的靠譜？至少，2020年發生的幾件事都在告訴我們：在中國，先定目標，再拆任務，是一個更靠譜的途徑。

比如，今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號成功帶回了月球的土壤樣本。咱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總之，都是中國人，跟著高興唄。

但是，令人震驚的是，有人翻出了16年前的一張報紙。結果發現，整個探月計劃，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叫“繞、落、回”三步走。

但是，假如你回到16年前，看到這個新聞，你怎么想？16年，好遙遠啊。誰知道這16年里會發生什么？還有多少技術需要攻克？充滿了不確定。

而且整個計劃也太簡單了吧，就三個字，繞、落、回。感覺就像把大象裝進冰箱里分三步，打開門，裝進去，關上門。

結果你猜怎么著？就在此后的16年里，整個計劃被嚴絲合縫、半點不差地執行著。今年，完成了。現在，讓我們再看一眼這三個字，繞、落、回。多么簡單，又是多么堅定。 

2020年，中國打贏了扶貧攻堅戰。這事我們都知道，挺偉大，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從歷史進程中去看這件事，也會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視角。

要知道，定下2020扶貧攻堅戰打完這個目標，是哪一年？不過是5年前，2015年啊。那一年，中國仍然有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832個貧困縣。

誰都知道，剩到最后的，一定是最難啃的骨頭。但是5年過去了，我們居然就做到了。

你看，中國人做事，往往就是這樣。先定一個難度極高的目標，高到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實現。但是，一旦實現，就是一代人，甚至是幾代人的紅利。

有了這個超大目標之后，再匯集一切的資源、人才、精力，用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把它實現。萬維鋼老師，

對這種現象，做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概括。他說這叫“奇跡業”。

好，我們帶著“奇跡業“的視角，回頭再來看看碳中和這件事。你就會發現，它不是一個遠在40年后的目標，它是我們這代人生命當中，一個實實在在的大變量。

你信不信它會發生，這會極大地影響你在未來幾十年的很多選擇。

想想你自己面對的那些命題——不管是職業選擇、投資選擇，還是你孩子面對的專業選擇，你來感受一下，未來40年的變化，將在何種程度上，讓你的選擇發生偏轉。

如果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那么，核能的裝機容量是現在的5倍，風電的裝機容量是現在的12倍，而太陽能會是現在的70倍。一個巨大的產業發展空間打開了。你信，還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那意味著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的燃油車，都將退出歷史。那么大的汽車產業，將完全換一套產業鏈，換一套規則和玩法，重來一遍。你信，還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那意味著中國的森林一年生長量要達到10億立方米，這比現在翻了一倍啊，森林覆蓋率要穩定在26%以上，中國的生態環境會發生一次飛躍。你信，還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那意味著整個的中國中西部地區，會成為最主要的能源輸出地之一。中西部地區的價值、在中國經濟版圖上的角色，會被重新定義。你信，還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那意味著中國會擺脫對外部能源進口的依賴。所謂的馬六甲困境，也就是能源運輸卡脖子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中國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也會迎來一個新局面。你信，還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國實現碳中和。中國的能源產業，將從資源屬性，切換到制造業屬性。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制造業啊，那是中國人的基本功，到了咱們的主場啊。

憑借制造業那個可以不斷優化，持續迭代，效率越來越高，成本越來越低的特性，將釋放一個多么巨大的經濟增長空間。你信，還是不信？

請注意，這是一副攤在桌上的明牌。我們這代人全部都在牌桌上。40年之后，我87歲，我其實挺有信心我還能看到這一天。而今年出生的孩子，那個時候正當40，風華正茂。他們這一生，注定會被這個新變量影響。

除了碳中和，我們身邊這樣的變量到處都是。

比如，自動駕駛，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實用技術？再比如，數字貨幣，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將來會完成普及？

無論你的答案是什么，這些變量都對我們這代人的生活產生山呼海嘯般的影響。

你要是讓我選擇，我選擇信。我選擇堅定地想象一個變量長大以后的樣子。

過去未去，未來已來。

2021，值得期待。

第八部分：尾聲

作為一名知識服務者，別的忙也幫不上，得到的使命是“讓知識成為每個人的力量”。所以，在這新年即將到來之際，我代表得到App送給大家一份禮物。

我們公司的CEO脫不花為大家做了一門課程，叫做《怎樣成為高效學習的人》，這門課把我們這幾年從各路高手身上看到的那些高效的學習方式做了一個歸納，希望對你有用。

最后，跟大家分享幾個今年我特別受啟發、受震動的時刻。

我是有個習慣，有些看不懂的現象，要定期向朋友們請教請教。

今年，螺螄粉突然躥紅。我就好奇去跟投資人李豐請教他們是不是有什么做得特別好的地方？ 

他說，嗨，這事要真分析起來，原因可多了。你可以說，是因為柳州市政府的長期努力，產業鏈工業化成熟了；你可以說是因為老百姓口味的變化，想吃點新鮮的、奇怪的、還原度高的東西。

但你有沒有想過，還有一個原因更有解釋力？這兩年，外賣補貼取消了。

一頓外賣，從十幾塊變成了二三十。而對消費者來說，你要么吃二三十的外賣，要么吃三五塊錢的方便面。這就導致出現了一個空白區間，也就是那些價格在十塊左右，品質又能媲美外賣的產品。

一盒螺螄粉大概十幾塊錢，剛好滿足這個條件。說白了，螺獅粉的崛起，也許只是因為中國市場的板塊擾動，突然裂開了一個空間，給它機會，讓它長了出來。也許就這么簡單。

和李豐的這次談話，提醒了我一個特別重要的事：看待一個現象的時候，對因果關系的追尋，要保持謙卑。

世界足夠復雜，不是用單一因果關系能描述的，所以，每當我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結論，我都應該問自己一句：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

今年我的第二個啟發時刻是跟中國大媽有關的。

過去提起中國大媽，很多人只想到廣場舞，各地旅游景點的拍照狂人。但是今年，媒體界的前輩，張力奮老師，給我開了個腦洞。

有一年，他陪父親在歐洲坐游輪觀光，碰到健身房里有一群60多歲的中國大媽正在擺弄跑步機。因為不知道怎么操作，一位大媽突然從跑步機上摔下來。張力奮老師趕緊跑上前，想扶她起來。

但是，大媽只是拍了拍衣服，馬上站起來，像沒事人一樣，熱情地招呼同伴上去試一試。那真叫天地無畏。旅行中你如果遇到這樣的中國大媽，你會怎么看？是不是還覺得有點尷尬？

但是張力奮老師換了個視角，他這樣描述中國大媽：“少年時學業荒廢，年輕時經受磨難，下鄉插過隊，中年剛過下崗失業，承擔家務，養兒育女，贍養老人。

她們生存力極強，甘冒風險，甚至不知風險為何物。

與丈夫相比，她們霸氣、強悍，將埋怨與坎坷煉成了無所畏懼，神經粗壯，超常樂觀。她們文化雖低，不通英文，卻是到外面世界看看愿望最強烈的中國人。”

怎么樣？你有沒有從中讀出一種不一樣的中國大媽？我知道，這仍然只是一個側面。她們一定還有更多的、更動人、更令人驚喜的模樣。

這段話對我影響很大，它時刻提醒我，每當我對事情有一個負面看法，可能只是因為我缺乏一個建設性的視角。

第三個特別重要的啟發時刻來自我的一個同事馬想。

有一天，他突然悄咪咪地跟我說，他要結婚了，我第一反應肯定是恭喜啊。結果，他愁眉苦臉地說，其實我沒想好要不要結婚，我還年輕，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壓力，這婚好像不結不行了。

我一想，這不行啊，作為老大哥，我難道不得搭救他一把嗎？于是，我趕緊就撲上去一個勁兒地勸他：“馬想啊馬想你得想啊，沒想好就千萬不要結啊，婚姻對人的生活質量影響特別大，一定要慎重，不能被迫……”

我勸了半個小時，最后，我給了他一個這輩子我覺得最重要的人生建議：“我的經驗是這樣，你不要想對方的優點，你得想想對方的缺點，你想想，如果那個缺點，她這一輩子都改不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你再做決定。”

他眉頭緊鎖地說，這姑娘的確有缺點。我趕緊問，啥缺點？馬想說，缺點就是她對我太好了。

草率了，幼稚了，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有"凡爾賽文學"這個詞兒。氣得我摔門而出，特別崩潰——好嘛，我掏心掏肺說半天，原來你是來給我撒狗糧的。

我越想越氣，大半夜我給脫不花發了一條微信說，以后你要再發現我在別人沒有明確求助的情況下，主動給別人提建議，你就抽我。

這事兒你聽起來挺搞笑的，但是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每當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過來人的時候，就得想想人家讓我過來了嗎。

三個啟發時刻都講完了，其實說的是一回事。

第一件事說的是，不要給別人輕易下結論。

第二件事說的是，尤其不要隨便給別人下負面結論。

第三件事說的是，就算帶著純然的善意，也不要輕易對他人下結論。

這是一個人長大以后才會有的反思。但是，長大也不意味著失去了鋒芒。

我今年找到了一個特別好的姿勢，長大以后該有的姿勢，那就是：“我有一個啟發。”

“我有一個啟發”，它意味著，你把力量指向自己，你帶著自己的問題找尋自己的答案，你跟世界是和解的，但你并沒有饒過自己，你在不斷地給自己出題。

其實，它的關鍵點只有一個：這個世界每天都在給人出卷子，而我們做的這張卷子上，有沒有我給自己出的題目？

過去一年，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感受，每每一覺醒來都要感慨：“今天又見證了歷史。”但是如果，我們每天都在"見證歷史"，那就意味著，我們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投放在了發感慨、作結論上面。

那我們自己的題目呢？沒有自己的題目，我們怎么可能受到啟發呢？

2020年終于過去了。

如果跳到20年之后，再來回看這一年，一定會發生一個有趣的視角翻轉。2020年讓我們大吃一驚的那些事件，會往后退，成了一面生命的背景墻而已。

而那些我們給自己出的題目，才決定了我們生命中2020的樣子。

也許是我們的某項手藝精進了，也許是我們和某些人的關系發展了，也許是我們的視野擴大了，也許是我們在自己關心的事業中的貢獻增長了。

此時此刻，我知道我的卷子上，就有好多題目：

明年我的女兒就上小學了，我怎么能幫我的女兒做好上學的準備？

我今年48歲了，怎么能再多帶幾個學生，讓更多年輕人能加入這一行？

這一次我給你講了九渡河小學，下一次我再站到臺上能告訴你什么樣有趣的創新？

我去年植發了，今年要不要把近視眼手術做了？這事兒得跟家里人抽空討論一下。

2021，我們都知道，必然還將會是波瀾壯闊的一年。不知道世界會給我們出一張什么樣的卷子。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得有自己的題目。

是些我們給自己出的題目，在造就時光中的我們。當我們把所有"我輩中人"的題目聚在一起，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樣子，也是我們這代人面對世界的方式。

用什么心境開始我輩中人的2021？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卷子。這讓我想起了作家E·B·懷特的那句話，這句話特別簡單，但是當我們面對大變局的時代，這句話可能表達了一種最佳的態度：面對復雜，保持歡喜。

時間的朋友，我們明年再見。

本文經得到（微信號：dedao-getit）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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